祝庆韬
伟大的祖国今年迎来了她70华诞，这对于一位年将80
岁的老人来说，从出生在旧中国，到成长在红旗下，回味人
生真是五味杂陈，感慨万千。一句话：“没有党的培养，就没有我的今天。”
一、党培养我成为工农兵大学生
我出生在解放前的孝感农村，小学毕业后随父母来到了武汉进了中学，一个从乡村到城市的中学肆业生，虽然学了技术，也有了较丰厚的收入，这在同年青年中是非常让人羡慕的。因为一般要3年学徒，从18元钱学徒工资拿起，3年学徒期满再经过评定，才能升到2级工，工资才36元多一点。
我虽然是四级工，收入也不少，但想学文化知识的心一直十分强烈，当时党和政府很重视青年工人的文化学习，工厂一般有夜校，或者到附近的文化俱乐部去上夜校。在工厂党支部书记的鼓励下，我便抓紧时间上了业余培训班。1958年下半年，为了支援武汉市刚刚创立的关山工业区，我和一帮师兄弟被调到武汉轴承厂上班。晚上，夏天蚊子多，就躲在蚊帐中看书写作业；冬天冷，就捂在被子里看书学习，有时停电，就用手电筒照明，就这么熬了一年半，在关山夜校老师的教导下，我居然把大部分初、高中课程补上了。
到了1959年夏天，党和国家开放招收工农兵大学生，当年的8月份，教育部下令专门为工农兵青年学生开考，我参加了当年湖北大学考点的考试，幸运的是居然分别收到了武汉大学和华中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我选择了武大，可报到后学校还是安排我们50多位工农兵学员到工农预科学习一年的高中课程，尤其是外语补习，实际是从头来，课程排得满满的。1959年9月入学时我在班上算最年轻的，刚满18岁，其他许多学员都成家了，最大的是班上的党支部书记何维勤（女）与班长王华簪，他们都是40多岁的人了，学习比我吃力，但大家从早上五、六点起床背英语单词，到晚九十点钟做完作业，许多人肚子饿得咕咕叫，我因为每月有人民币36元钱的助学金（系工资的百分之六十），晚上便同几位大个子同学，到武大六角亭对面的餐馆里买碗一毛钱的罗卜汤充饥，以便回寝室睡个安稳觉。
二、向工农兵学习，紧跟党向前走
1960年下半年，正是国家三年自然灾害的前期，生活比较苦，全国人民正在过苦日子，党和政府关心我们工农兵大学生，成绩好并能坚持上学的，可以转入本科继续学习，对家庭有困难的学生，告诉他们可以申请休学（或退学），我就是其中一个。无奈在1960年9月，我回到武汉市机械局人事处报到，被分配到汉口硚口路的武汉机床厂当工人，在木模组上班，不幸手指被创板机打伤了，休息一个月才上班，这时铸造车间党支部书记周汉文和车间主任一商量，决定调我到车间办公室任团支部书记和党支部宣传干事。
刚刚20来岁的小伙子，虽然大学没读完，但我文字水平和活动能力还可以，车间领导挺注意培养我的，虽然我还不是党员，但早就写了《入党申请书》，正接受党组织的考验。所以党支部书记和组织委员抓紧对我培养，经常找我交心谈心。我没有其他负担，一心一意搞工作，把车间的宣传工作搞得红红火火的，黑板报和墙报在全厂十几个车间中，算是办得较好的，尤其是我喜欢写打油诗和《三句半》，朗朗上口，又切合实际，工人师傅看了挺高兴。车间工会主席徐用银是个老党员，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活动能力特强，他是厂先进工作者，同时也是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引路人
到1963年“七一”前夕，并被调到党委办公室，我成为一名光荣地中国共产党的预备党员。
震惊中外的“七·二O”之后，工厂驻进了军代表，实行了半“军管”，军代表组组长李文是个从东北南下的老干部，此前在王家墩机场任师副政委，来工厂后要我回办公室好好干自己的工作。我这个党委秘书兼宣传部副部长，就成了“三结合”革委会和党委的“笔杆子”。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发表后，我就连夜组织写作班子对“最高指示”进行解读，还要结合工厂的革命和生产实际写出《宣讲材料》。我们一帮人干通宵，最后由我统稿，打字员也连夜加班进行打印。到第二天早上七点多交稿时，一份七八万字的讲话稿就送到军代表的办公室了。上午八点，工厂中层干部大会或全厂职工大会在厂俱乐部召开，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李文同志用标准的普通话在台上宣讲，一两个小时的宣讲有根有据，而且紧扣工厂实际，讲得有声有色，会场上掌声不断，意气高昂。当年工厂革命生产两不误，年年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其中700多台工具磨床是出口任务，出国支援阿尔巴利亚等兄弟国家。那几年，李文也被评为武汉市军代表中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出席了全市的表彰大会。他高兴地对我说：“小祝呀，我这积极分子也有你一半的功劳……”。我笑着说：“李书记太客气了，我要向你好好学习！”从此，我们真正成了互帮互学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直到1967年上半年他转业时，不久我也被调到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工作了。
回想这段不平常的日子，一个农村的放牛娃，没有党和各级领导的培养和教育，我将一事无成。这正如一首歌词所写：“生我的是娘，培养我的是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党的培养，就没有我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