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友松
我的今生与教育有缘。1949年家乡解放我正好七岁，就上学读书了。1960年7月高中毕业就到武汉来上大学，1964年，大学毕业就到武汉东湖中学当老师。一册课本、一本教参、一支粉笔，一干就是14年。由教师升任学校副校长。1978年，我调到市教育局任视导员，1981年，我又被调到刚成立的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处。1989年，我被调到汉阳区政府任副区长，分管文教卫工作，1993年又被调到市政府任副秘书长，协助市长分管科教文卫体工作，1996年又兼任武汉市教委书记、主任，1997年负责筹建江汉大学，后来又被任命为江汉大学首任党委书记。直到2003年底退出领导岗位。我是读书、教书、办教育、管教育。而且是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并且近六十年的时间是在武汉教育界渡过的。在庆祝建国七十周年之际，我抚今追昔，深切感到我所亲历的武汉教育，真乃是：辉煌七十年，教育谱新篇。自己亲身经历的武汉三次教育变革活动，可以佐证武汉教育辉煌成就！也由此看到祖国的发展变化。
第一次变革：武汉教育实现“一无两有”
解放之前，武汉教育历经磨难，特别是日本侵占武汉时期，强行推进奴化教育，将日语作为国语，甚至将江汉关的大钟拨快一小时，与东京同时，把武汉教育摧残殆尽。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又发动内战，使武汉教育在黑暗中苦苦挣扎，到1949年5月武汉解放之时，人民政府接管的学校计398所，其中大学10所，中等学校67所，小学311所、幼儿园10所。各类在校学生8.6万人，教师近4000人。全市教育人口在全市总人口的9%。全市民众中文盲和半文盲占65%以上。学校中私立学校占相当大的比例，不少学校还是私塾性质。学校陈旧破烂，庙宇、会馆、祠堂改作学校的为数颇多。这种情况直到改革开放之初，仍然存在。我清楚记得八十年代初，全国教育系统开展了一项“一无两有”大普查大建设的创建工作。“一无”就是“校校无危房”，“两有”就是“班班有教室，人人有课桌凳”。这是办学的最基本条件，而当时武汉还没实现。
1981年至1989年，我正在武汉市人大常委教科文卫委员会工作，我们组织人大代表配合市政府工作人员，深入到城市街道和农村乡镇的学校去调查。为市政府开展“一无两有”的工作当参谋提建议。我们在汉阳区调研时，发现有的学校还在过去的会馆，庙堂里办学。当地流传一段顺口溜，“学校是清朝的房子，国民党的桌子，共产党的孩子”。学校破破烂烂，课桌歪歪倒倒；学生在校学习担惊受怕。我们又深入到江夏区的乡村学校调查，发现乡村不少学校全是土坯房，好多窗户没有玻璃，有的就用塑料布挂着，有的危房用木头顶着。低年级的学生，多数没有正规的教室和课桌凳，上课时就趴在土台子上，被形象地称为“破屋子、土台子、泥孩子”，有的学校还称为：“上课一屋伢，下课一屋砖”。这是因为没有课桌凳，学生都坐在土砖上，因此，上课时看到一屋子的学生，下课后学生出去了，看到的就是一堆一堆的土砖头了。看到这种情况，参加调查的人大代表们都很激动，向当地人民群众宣传上级文件要求，迅速解决“一无两有”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有的人大代表还当场捐钱帮助学校改善办学条件，当地政府领导和乡村干部以及人民群众也都觉得这是好事情，但说到钱就发愁。在各级党政的领导下，加上人大代表的宣传动员，有的地方采取按人头集资，有的号召捐木料等建筑材料，有的出人工等，经过近两年的艰苦努力，武汉市完成了“一无两有”的工作，顺利通过了省里的验收合格。
解决“一无两有”这件事非同小可，它是一次大规模的向全社会宣传教育重要性的活动。我清楚记得当时城乡叫的最响的一句口号，书写最多的一条标语就是：“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这就为发展教育事业奠定了很好的思想基础。
解决“一无两有”，不仅是一次思想发动和宣传教育，它也实实在在为教育办了件大好事。当时市政府为解决“一无两有”，动员组织全市委、办、局和40多个大单位分别与四个县（黄陂、新洲、江夏、蔡甸）的贫困乡村中小学对口支援，当年全市筹集资金1373万元。这项群策群力办教育的活动，为武汉教育发展打下了基础，为后来开展的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开了个好头。
第二次变革：武汉教育实现“普九达标”
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二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这是我国教育战线的头等大事，是基础教育的福音。因为建国以来，我市中小学教育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基础仍然比较薄弱，不能适应宏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据当时我在市人大调查，发现主要问题，一是我市部分乡村尚未普及初等教育，特别女儿童没有受完规定的小学教育的情况也还存在。二是中小学教师缺乏，特别是农村中小学代课教师大量存在，教师的学历达标率比较低，又缺乏应有业务培训，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的提高。三是部分学校校舍年久失修，教学设备陈旧落后，文体设施严重缺乏。这种状况同在全国开展的改革开放，建设富强、文明、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形成了尖锐矛盾。因此，国家制定《义务教育法》，以法律为依据，在全国推行义务教育，这既是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需要，也是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
国家《义务教育法》颁布以后，市人民政府根据国家法定要求，结合武汉实际，制定了“实施意见”，于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七日报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市人大及时作出了《关于批准“武汉市人民政府实施九年义务教育若干规定”的决定》。
国家《义务教育法》和市人民政府的实施意见都对“义务教育的性质”、“入学年龄”、“实施步骤”、“办学经费”、“办学条件”、“义务教育的师资”等均作了明确规定，国家规定，全国要在2000年底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我市人大批准的《实施意见》规定城区在1995年以前，农村在1998年以前实现。而这段时间，我于1986至1989年在市人大常委会工作，可以说是《义务教育法》实施的监督者，从1990年到2000年，我在市、区政府部门工作，还担任了市教委主任，我就成了实施义务教育的直接负责人。因此，武汉市实施义务教育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一些难忘的事情，至今在脑海里不断涌现，现在。我仅就三件影响深远的事情记述如下：
一是，为筹集义务教育经费，以市人民政府名义向学生家长借款。
这项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社会影响大，。市政府制定了借贷方案，规定一次性向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每人借300元，初中毕业时一次性还清。借贷方案还规定了坚持自愿原则，不与入学挂钩等。借贷由市政府授权市财政局、市教委统一办理相关手续，并建立专项教育基金定向用于学校建设。向学生家长借贷，实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资金的方案，通过新闻媒体在全市广泛宣传，家长积极参与。当年在一个月内就收到资金1亿多元，市政府又配套1亿多元，用于中小学危房改造八万多平方米，还对160多所中小学进行了大修和改建，如武昌省实验小学、市七一中学等，都是在这次借贷款资金到位后得到改、扩建的全市人民看到学校的变化，对借贷普九资金就欣然赞同。
二是，为解决学校公用经费严重不足，开征有关税费。
由于当时还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经济还比较困难，我记得市人大代表到学校视察了解到学校公用经费严重不足，有的学校教师上课使用的粉笔按一堂课两支粉笔发放，备课纸也是按课时发放。理化生实验室，由于无钱购买器材而难以让学生动手做实验，只能由老师做演示实验。个别学校出现教师工资一时发不出，造成教师卖早点炸面窝卖油条。为改变这种状况，市政府报请市人大作出决定，先后出台了带有控制公款消费、刹住吃喝风的武汉市地方筵席税、控制大气污染的燃放烟花爆竹税、销售易拉罐税、购置小汽车附加税以及从工商业销售总收入中提0.9‰的地方教育基金。以上收入统一纳入市财政管理，集中用于中小学购置图书资料、仪器设备、实验器材、体音美教学设施等，对促进教育事业健康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武汉市开征以上税费走在全国开征教育费附加之前，我记得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批准国务院决定开征教育费附加之前，还专门到市人大调研，我参与了接待并介绍情况，得到全国人大充分肯定。
三是，为维护学校教学秩序和师生人身安全，拆除学校周边违章建筑等。
改革开放初期，一股商潮随之而起，中小学周边临时搭建的商棚一间挨着一间，摆摊设点的小商贩一家连着一家。炸面窝卖油条的，烤红苕卖盐茶鸡蛋的，五花八门，难以胜数。商贩的违章建筑，将学校教室的窗户都封堵了，严重影响学校通光通风采光。有的搭建在学校围墙上形成危房，严重影响师生人身安全。小商小贩的叫卖声不绝于耳，讨价还价的争吵声一浪高过一浪。更有甚者，社会上一些小混混趁学校门前混乱之机，向学生擂肥抢劫的事也时有发生，因此，学校的教学秩序和安全受到严重干扰。
为了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16条的规定，“不得扰乱教学秩序，不得侵占、破坏学校的场地，房屋和设施。”市人民政府制定了拆除学校周围违章建筑的工作方案，成立了拆违工作专班。还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了这项工作，市人大常委会为此作出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关于维护学校秩序和安全的决定》。一时间，全市上下掀起了一股拆除学校周边违章建筑的风暴。据统计，经过近两年的努力，全市共拆除学校周边违章建筑3007处，面积达97800㎡。拆违工作结束后，我们组织人大代表视察，看到的是原来围阻学校周边的商棚摊点已全部拆除，学校的院墙、校门也粉刷一新。淡淡的阳光，和煦的春风透过窗户洒向教室，孩子们在聆听教师讲授，吸取知识大餐时，也沐浴着春风阳光。看到这种场景，人大代表们都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武汉市的普九达标工作可以说是一场党和政府领导教育改革的大实践，又是人民群众支持教育大发展的实际行动，同时它又体现了法治的威力。
全市于1997年底基本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比国家规定的时间提前了三年。普九达标后，全市中小学的面貌大为改观，特别是农村中小学，都逐步配备了实验室、图书室、多媒体教室等。过去破教室、土台子、灰孩子的情况永远成了历史。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基础教育由“治薄”向“优质”发展，我看到一所又一所新学校拔地而起，恢弘气派的教学楼、美丽宁静的校园、窗明几净的教室、现代化的多媒体、充满未来遐想的创客教学空间，还有带给学生无限乐趣与欢乐的体育馆和运动场，。所有这些都在引领每一个学生去自由发展，开辟自己的新天地。普九达标使武汉教育旧貌换新颜。
第三次变革，武汉市属高校的整合搬迁
1998年，市委、市政府决定将原江汉大学、华工汉口分校、武汉教育学院和武汉职工医学院四校合并组建新江汉大学，从此拉开了我市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大幕。当时，我正担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和市教委主任。因此，市委、市政府决定由我担任新江汉大学筹建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负责筹建工作的日常事宜。2000年10月，市委又决定由我兼任新江汉大学的党委书记，我深感重任在肩。因为四校合并，组建新江汉大学，是市属高校发展史上的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当时武汉市属高校还没有一所真正意义的普通高校，原江汉大学是高职性质，教院和职医是成人高校，华工分院虽是普通高校，但是借华科大的牌子。说到这里，还有一件令人心酸的往事。1997年春节前，我陪当时主管教育的李昌禄副市长到华科大拜年，华科大老校长杨叔子院士对我们说：“今天机会难得，管教育的市长、秘书长和教委主任都来了。请武汉市今后不要再用华工汉口分院的校名了。因为你们的学生在外都说是华科大的，社会上的多数人难以分清两院的性质，长此下去，恐怕不好”。这番话说的我们心里不是滋味，把拜年的喜悦之情都冲到了九宵云外了。在回来的路上，我和李市长决定，要乘全国高等教育合并改革发展的东风，抓好新江汉大学合并组建。
为了抓好新江汉大学的组建，我们着重研究了四校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概括起来是四大问题：即观念性差距、体制性缺陷、结构性矛盾、历史性包袱。找准了问题，我们就对准教育部关于新校设置的要求，逐项抓落实。
一是，解决“观念性差距”，我们的原四所高校长期以来窝居在武汉市内，有各自的主管部门，小日子过得还不错，“小富即安”的思想严重干扰了学校的发展。这时，我们及时组织大家学习教育部关于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文件，又组织考察组赴上海、沈阳等地考察学习外地高校改革的经验。通过学习考察使学校领导和教师认识到武汉教育需要一次彻底的思想解放，而且还认识到教育发展的关键是要把科技教育发展的前沿和国家的需求牵引相结合。这就使我们对新江汉大学的办学定位统一了认识：瞄准当今世界科技教育发展的前沿，紧贴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脉搏，把江汉大学建成地方一流大学。思想认识的统一，使大家看到了学校发展的美好前景，积极投入到学校合并搬迁之中。
二是，解决体制性缺陷。我们原四所高校主管部门各自不同，原江汉大学属市政府管理，武汉教育学院属市教委管理，华工汉口分校属市经委管理，武汉职工医学院属市委宣传部管理，由于管理体制的分散，使各校在办学思想、干部调配、经费来源等诸多方面千差万别。在这次新江汉大学的组建中，市委、市政府决定新江汉大学统一由市委、市政府管理。这就为新江汉大学的发展，避免了多头管理、政出多门的乱象，保证了新江汉大学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根据国家和武汉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方向规划上治“短视”，在管理体制上治“分散”，在教学科研上治“平庸”，在评价机制上治“滥象”。新江汉大学一组建就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三是，解决“结构性矛盾”。原四所高校的专业设置，主要是根据教师队伍专业特长设定的，与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不相适应。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市发改委主动与学校沟通，介绍当前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特别是产业结构的布局，以及支柱产业的发展方向等。学校根据市发改委的介绍，及时调整学校的专业设置和招生计划，比如学校的汽车专业、轨道交通专业、电子商务等专业的设置和招生人数的增加，都是为我市汽车产业和地铁发展而增加的。而且市人社局还根据学校事业发展的需要大力支持高端人才的引进，使教师队伍的结构逐步适应事业发展的需求。学校专业设置和教师队伍结构等方面的矛盾，就这样以改革创新的方式很快解决了。
四是，解决“历史性包袱”。原市属四所高校，有的是中学或中专学校改设的，有的是工厂企业转设的，因此校园面积狭小，校舍陈旧破损，加上长期经费短缺，以致实验设备落后，图书资料偏少。这些都与普通高校的标准差距甚远。
为了建设新江汉大学，市委、市政府决定乘改革开放的东风，以全市之力，建设一所全新的高标准大学。对新江大的校区用地，市委、市政府拿出五个地方供我们选择，即东西湖区的金银湖畔、江岸区的后湖地段、东湖风景区内的东湖医院地块、洪山区的汤逊湖边、武汉经济开发区的三角湖畔，我们请测绘专家宁津生院士作为选址专家团队的组长，经过周密考察最终选择三角湖畔，这里有山有水，湖岸线长、水面开阔，又在开发区内，环境十分优越。
选址确定以后，为了帮助学校筹集建校资金，市政府决定利用城乡土地级差，采取土地置换和政府行政划拨相结合的方法解决，比如老江大在市内的校园土地，当时每亩200万元，而新江大购置三角湖的土地，每亩是4万元，按此办法，我们将在市内几所老校区的校园用地，很快置换出去，筹集资金约5亿元，全部投入新江大建设，为了减轻新江大领导班子在新校建设中的负担，市委、市政府又决定由市统建办公室承担新江大的建设，采取交钥匙的办法，学校只负责监督工程进度和质量。
为了解决学校教学仪器设备、图书资料的不足，市财政拨付1亿元予以支持；市科委为学校增拨科研经费；市出版局为新江大出版学术书刊免收书号费；市地税局支持开征地方教育发展费，用于学校建设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源于伟大的改革开放。人们的思想观念在更新，国家的经济实力在增强，特别是广大市民要求办好市属高等学校的愿望与日俱增。所以在新江汉大学建成后，市委、市政府又紧锣密鼓地另选新址，高水平建起了武汉商学院、武汉软件工程学院和武汉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回忆这三段武汉教育的往事，我有心酸、有喜悦。转瞬几十年，今天武汉教育工作的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恢弘气势的教学楼一幢接一幢，悠然静谧的校园鲜花盛开，窗明几净的教室书声琅琅。还有现代化的多媒体、创新实验室、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和现代化的运动场，这些都给学生带来丰富的想象、无穷的乐趣，引领青少年健康幸福地成长。我回忆的武汉教育三件往事，清楚地展现了武汉教育发展的轨迹，也体现我们国家的发展变化，可以自豪地说：辉煌七十年，教育谱新篇。让我们祝福：武汉的教育明天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