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照片背后的故事

   一张照片背后的故事

                   ――人生旅途中刻骨铭心的一课

我注视着这张照片，内心百感交集……。

这是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中的年轻军人个个英姿勃勃、身着苏式军装，整齐列队在礼堂大门前。照片上方一排字：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对空探照灯第四一一团首届积极分子大会全体合影。注明的时间是1956年6月。

一张普普通通的照片。每个人都会保存许多张这样的合影照片。但它对我而言却有着特殊意义。

我注视着照片中的我。军服合体、着装规范，头上的船型帽自然的向一侧倾斜，显得十分英俊潇洒。配上一张年轻的面孔，显得十分帅气。可是，谁能想象到，这个青年士兵是刚刚从惊涛骇浪中挣扎上岸的呢？如果你仔细看看照片，就会发现一些与众不同之处――我没有军衔。这个事，说来话长……。

一九五零年底，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热潮中，我报名参军。我们这一批青年学生被分配到华东军区第三防空学校学习雷达机务，一九五二年八月，从第三防校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华北军区探照灯四一一团。最初，我和几位同志被派到石家庄第六政治干部学校参加“速成识字教学法”“速成算数教学法”文化教员培训班学习。年底，回到部队。一九五三年初，我被分配到一营231站担任六号雷达手，并负责全排文化学习的教学工作。从此，开始了普通一兵的生活。

很快，我们站便换装新武器――苏制雷达灯，我也改任雷达长。进驻崇文门（北京核心区内唯一的雷达灯站，阵地就在城墙上）。其后，我的生活可谓一帆风顺。我才18岁，精力旺盛、求知�特强。除了搞好本职工作，我帮助二号手擦灯鼓、反射镜、保护玻璃；帮助三号手、四号手擦拭柴油机、发电机、牵引车；帮助电话员放线、收线、查线……。总之，站里战友遇到困难时我经常是随叫随到，甚至不叫也到。（平心而论，我这么积极，更多的因素还是好奇、求知，什么都想动动手、过过瘾）虽然当时部队多数同志文化程度不高，像我这样的学生兵算是“大知识分子”，但我没有一点架子，站岗、值班、出公差，样样不拉，可以说是模范士兵。

转眼到了一九五五年三月。我随部队参加解放一江山岛战役后，从浙江前线返回北京，驻防广渠门外架松坟。这时，肃反运动开始了。过程不必细述，我被“审查”了！起因是：一次演习中，靶机已临空，我的雷达已捕捉到目标，正要定位、开灯时，雷达发射机的发射管突然烧坏。等我匆忙排除故障后，已失去了战机……。这本是一次责任事故。作为副站长兼雷达长，我理应负责。当时也是这样处理的。但肃反运动中，像这样的事故就自然的存在疑点……。我被召到连部，审查开始了。最后，事故变成了“蓄意破坏”。我随后的任务就是要交代犯罪动机；与敌特的联系；实施破坏的细节过程。（多年以后，每当我想起那段经历，还不无“得意”地惊叹自己编故事的才能。也许，三年后我考大学时，考官就以此决定让我进入汉语言文学专业）。总之，材料上交后，我开始了等待。专案组不再找我，很快，我被押解到营部（朝阳门外东大桥），与其他被审查的人一起隔离看管。事已至此，再后悔也晚了，我终夜不眠，暗自流泪，糊里糊涂成了反革命！当时，我才20岁。

平心而论，我是那个时代最不可能成为反革命分子的进步青年。1949年11月我就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0年“抗美援朝”热潮中，我年龄还不够（只有15岁），硬是动员母亲一起去团市委表决心，最终赢得同情，批准我参军……。这样的青年怎么会是反革命？我不是反革命！我的心无数次的呼唤。但是，我亲笔写的材料，我自己编的故事令我无言。将近半年的时间，我就这样在痛苦的漩涡里无力地挣扎着。

故事的结尾也很简单。我印象最深的是营教导员在宣布完结论后批评我不该瞎说，以至让国家花不少冤枉钱，牵扯同志们不少精力。当时，我内心充满了愧疚，丝毫没有对组织上审查的抱怨。

后面的生活又充满了阳光。我回到同志们中间。这时，军衔制已经实行，大家都已换上崭新的军装，佩戴着闪亮潇洒的军衔，直令我羡慕不已。我原来就是正班级，理应授上士军衔，但那要一套程序，我只得先把没有帽徽、领章的新军装穿上。随后，领导通知我，准备参加全团积极分子大会。就这样，我这个不戴军衔的特殊士兵，站在了摄影机的面前。还有一点要补充，积极分子大会后，56年11月，连党支部大会通过：接纳我为中共预备党员。

这段经历，对我来说的确是刻骨铭心的。它对我在其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如何准确的自我定位，如何抵制极左思潮的影响起着定盘星的作用。它让我对党的“实事求是”作风有了具体的、感性的认识。

记得在运动中有一句口号: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前者是表达肃清反革命的决心，而后者则体现了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的胸襟。正是这一点，当时给了我强烈的震撼。既然搞错了，就应该坚决纠正。这里的要害是：承认搞错了。一个人、一个政党，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看看我党的历史，从来不是文过饰非，强词夺理，拒绝纠正错误。而是大胆承认错误，坚决纠正错误。小而言之，多少次运动后期，甄别平反，赔礼道歉，恢复名誉。那都是真心实意的。大而言之，对“文化大革命”的结论；对毛泽东同志历史功过的评价（坊间流传的：“千秋功罪”之说则另当别论。那实际上是蓄意抹黑革命领袖）；特别是作为改革开放动力的“思想解放运动”都体现了我党实事求是，勇于纠正错误的精神。

我的这次的经历，从整个革命事业来看，只不过是小小的一朵浪花，可是，对我个人的成长而言，却是决定终生政治方向的“刻骨铭心的一课”，这一说法毫不夸张。经历了这次波折，我在政治上迅速成熟了。此前，我热情、积极、容易冲动，但对党的认识肤浅、表面。而经历了这一切以后，我有了切身的体验。可以说是经历了一次思想上的飞跃。我明白了一个共产党人、革命者，不能只是口头上说漂亮话，重要的是要努力去实践党的宗旨，而实践的要害则是坚持实事求是。

一九五八年，我复员后考上大学。那时高校刚刚经过反右运动，极左思潮甚嚣尘上，各种名目的“大批判”运动此伏彼起。我属于“调干生”，又顶着复员军人、共产党员的光环，担任学生干部。可以说是红人。但我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绝不跟风上纲上线，乱扣帽子。这虽然招致极左领导人的不满，被撤掉了支部书记，但却赢得同学们的尊重，被选入学生会，担任校学生会主席。每当想起这事，我时刻引以为荣。我欣慰的是，在同学们眼里，一个共产党员本应是这样的。我以我的行动维护了党的威信。

文革开始时，我刚刚被任命为中学教导主任，没有划入“当权派”行列，是“革命群众”，但对极左思潮我是有免疫力的。也正因为缺少那股狂热，所以被认为“保守”，让我去搞专案组。这对我真是得其所哉！我记得当时好几个“叛徒”、“假党员”的帽子，就是我一个一个的给他们摘下来的。当时的“专案”真是形同儿戏。最初，都是学生“小将”们打冲锋，弄回了大量的“外调材料”，于是，大字报、批斗会铺天盖地。当他们又发现了新的阵地时，剩下的事就该我来做了。我陪着工宣队一个人一个人，一份材料一份材料的甄别、核对。有些事，说起来真是啼笑皆非。有一份材料中赫然写着当事人曾任“伪军长”，等我千里迢迢从有关单位调出原始档案一查，原件明明写的是“伪甲长”。可以说，我做这些事的时候，从来没有忘记当年我的“反革命”帽子是如何摘掉的。

二零零四年，我再次来到北京，专程到中央党校，在毛泽东同志所题“实事求是”纪念碑前照了一张像。因为，这四个大字早已深深地刻在我的心中。

今年，二零一一年，我们将迎来党的九十岁生日。而我也有五十五年党龄了。谨以此文作为一名普通党员的思想汇报。

                     江汉大学退休教师  饶纪林

                                        2011年5月